【皖南突围】新四军皖南第三支队特务团

（一）、特务团分路突围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皖南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新四军三个纵队都进行了转移、突围。新四军第三纵队在皖南突围中牺牲惨烈，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政委胡荣，老五团团长徐锦树、政委林开凤牺牲；而纵队政委胡荣更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拒绝被俘，自戕而死。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吴奚如突围。当然，也有幸运的，如老五团参谋长梁金华被俘后，与敌人斗智斗勇，最后越狱逃脱，日后成为开国少将。还有身负重伤，又历险数月，却突围成功的老五团第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日后一个成为开国少将，一个成为省部级领导。

一九四0年八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决定，三支队六团第三营、军部特务营和沙洲游击大队组建新四军军部特务团，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政委张闯初，代参谋长杨采蘅，政治处主任汪大模。第一营营长徐绍荣、副营长程业棠；第二营营长曾照虚；第三营营长黄清宣、副营长雷管须。

1月9日晚，在叶挺指挥高坦突围（也是第一次突围）时，第3纵队特务团就已经幸运地突围出去了一部。当时，特务团奉命在高坦分两路突围，一路由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副营长曾昭墟率第2营为前卫营充当突围先锋，另一路由特务团政委张闯初率领团主力随后跟进突围。叶挺规定的突围方向是章家渡，集结地点在青弋江北岸。

在突围中，刘别生率特务团前卫营在前头开路。向北翻过几个山头，刚刚进入一个谷地，就遭到早已等待在此的敌人袭击。很快，刘别生带着一个排从侧翼扑了过去，但不久就被冲散失联了。团总支书记石昂继续带前卫营突围，终于冲到了青弋江边的一个渡口，突围出来有100余人。接着，张闯初率领团主力突围出来也有100余人。但突围至青弋江北岸以后，两支队伍失去联络。

为了行动灵活，以便相机北渡，在曾昭墟、石昂的统一指挥下，组成四个队，分散在南陵、泾县、铜陵、繁昌一带活动。军政治部干事陈虹负责率领一个队在铜陵、繁昌开展游击行动，收容零散突围出来的指战员。

在繁昌县狮子山上，曾昭墟他们又见到了从另一路突围出来的张闯初和代参谋长杨采衡等。会合后，四个队经统一指挥，准备渡江。2月15日晚，共280多人的队伍分三批坐船渡江，在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接应下，胜利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白茆洲。

特务团的两次突围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政委张闯初带领特务团二营及团直属队，约有280名战士，从高坦突围。面对敌军的层层围追，他们选择在密林中与敌死斗，顽强抵抗。在此后的20余天里，张闯初带领队伍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最终抵达铜陵和繁昌一带。2月20日，张闯初及其部队成功渡过长江，到达江北，与新四军的主力重新汇合。新四军重建后，张闯初进入第七师，担任了第十九旅五十六团政委。1942年，新四军军部决定重建特务团，张闯初被任命为特务团团长。1944年，他再次被任命为特务团政委。

1月9日高坦突围时，仅前卫营突出高坦，主力两个营受阻击后回到石井坑，坚守长龙山阵地。而带前卫营突围的刘别生却没有冲出去，又返回了军部。团主力两个营虽然受阻，但率领他们突围的张闯初和杨采衡却冲出去了。第一批冲到长江南岸后，他们服从命令，留下游击，进行收容，其实并未脱险。

1月10日起，特务团第3营副营长雷光熙率领因受到阻拦未冲出去的第3营，自动留在长龙山守阵地。在即将被国民党军切断打散的危急时刻，军部参谋张云龙奉副参谋长周子昆之命，赶到长龙山指挥特务团两个营，与数倍之敌血战三天三夜，圆满完成阻击任务。

1月13日的第二次石井坑突围时，刘别生奉命带领军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各一排人员，掩护主力突围，后被冲散。后来，张云龙带领特务团第3营突围的余部，与刘别生所部相遇，又与第2纵队政委黄火星率领的老3团余部相遇，遂合兵一处，尚有建制完整的警卫排，还有教导总队、军直属队、新1团、老5团等失散人员近200人。经大康王村再次突围，从章家渡过青弋江的舒溪河，再次被打散。大家各自日宿夜行，于19日凌晨5时，趁日军巡逻艇停巡的间隙，从繁昌油坊嘴乘几艘船渡江到达无为白茆洲。20日到达巢南江北无为游击纵队司令部。张云龙他们这98人是第一批突围成功后脱险，并胜利到达江北的。

特务团第1营由石井坑突围至大康王村，决定按第1、2、3连分成三个战斗分队，分别由营长徐绍荣、团政治处主任程业棠、军事主任教员蔡园率领突围。蔡园负责第2连组成的分队，成立临时党支部，宣布为“新四军东进独立大队”，蔡园任大队长。在突围中，20多人先后牺牲。春节后，仅徐绍荣、程业棠、蔡园10多人由繁昌泥埠桥附近过江到无为二区泥汊附近上岸。

1月13日下午突围前夕，第3纵队政治部军法处处长张福标布置好保卫纵队首长突围安全的重点要求、行动路线、警卫人员跟进等事项。晚上突围时，敌我接火的枪声一响，很快突围阵形就乱了。他作为军法处处长，不但没能跟在首长身边调度、保护，队伍也被敌人冲散，孤零零地在漆黑的山林间行进。后来，张福标陆陆续续地收容了几名战友。

14日一早，他们与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马森荣、通讯科参谋沙林等20多人巧遇。队伍被冲散后，大家都是一股一股的，三三两两的，还有不少单打独斗的。为了缩小目标，他们白天化整为零，分头行动，晚上再集中会合，以学鸟叫为集合暗号。他们在东流山的沟谷中转来转去，一天后才转到东流山西南的高坦村。

大致突围方向是对的，但高坦村已被国民党军后勤部队占据。幸好遇到老5团突围出来的零散战友，说高坦村后有一座木板桥可以通往茂林。大家喜出望外，合兵一处，以短枪班在前，抹掉了国民党军的哨兵，悄悄过桥出村。不久，在向铜山进发途中，马森荣英勇牺牲，改由张福标接任这支突围队的队长兼指导员。为了防止被搜山的国民党军发现行动足迹，张福标让走在最后面的同志把踩倒的草扶起来，消除脚印。或者故意朝着相反的方向踩草，把国民党军引到另外的一条沟里去。走出山林后，又碰上了几个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张福标让短枪班击毙了几人，为马森荣报仇。

后来，张福标找到一个可靠的向导，向导带着大家到了铜山，大家住在一位老乡家里。休息了两天后，他们假扮成筑路队，扛着扁担、铁锹和铁铲，蒙混过敌人的岗哨，来到东濯河边。在一位船工的帮助下，他们渡过了青弋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的第三层包围圈。随后，从青阳和泾县的交界处，北上通过南陵县境，来到繁昌县西南的梅冲，再到铁矿山。冲过日军的封锁线后，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与地下交通站接上了联系。2月上旬，张福标和沙林等30余人，从繁昌油坊嘴渡江成功到达无为白茆洲。

1941年春夏期间，张福标奉命到江苏盐城华中局党校学习。这里战友多，知识分子多，大家对从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突围脱险出来的傅秋涛、张福标等人的英雄事迹敬佩不已。代军长陈毅听完他们的经历后，笑着说：“你们这是跟阎王爷有亲戚啊？到了门口就是不收你们！”另外，大家觉得张福标的名字比较封建，不大好听，说你对革命忠心耿耿，应该叫张雍耿。张福标觉得有道理，从此改名张雍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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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云龙回忆特务团皖南突围

1940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的9月，德、日、意轴心国订立了军事同盟。日军为配合德军在欧洲的侵略攻势，积极筹划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为巩固其南进后方，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诱降步伐，而英美两国则大量增加援华贷款，以图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再次掀起反共浪潮。1940年10月19日，以国民党政府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了个电报（皓电），诬称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地区。1940年11月9日，朱德总司令和叶挺军长发出复电，陈述了八路军、新四军三年来团结抗战，收复失地、深得民心的事实，揭露了反共顽固派不断寻衅摩擦，屡屡制造惨案的罪行，有力地驳斥了何、白皓电的无耻谰言，断然拒绝全军北撤的无理命令，同时重申了共产党顾全大局、坚持抗战的初衷，表明了新四军皖南部队全部北移的意向。

中央军委电示新四军军部，皖南新四军各部由铜陵、繁昌地区渡江北移。因此，新四军军部命令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军部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唐炎等率领侦察连等70余名精干人员，携带电台，走铜、繁路线渡江至皖北无为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选择渡口，准备渡船，并侦察沿江敌伪活动规律，以利大军北渡。

“小分队”在无为以南、铜繁以北、土桥以东、三官殿以西的地域里，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选定了12个渡口，筹集大小渡船100多条，并且挑选了舵手、船工近300人，经过反复核算，在留有余地的情况下，可一次性渡江7500人。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叶挺军长对“小分队”的工作非常满意，据此指示新四军军部迅速做好行动计划。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对“拖”或“走”的问题，“毫无定见，毫无方向”（中央军委电文）。在中央军委三令五申、严词电示下，项英才下定决心北移，但其行军线路却大费周折，先往南走，经过旌德、宁国，迂回天日山麓到苏南地区，待机北渡。项英在他主持召开的12月28日会议上说：“中央指示的北移线路已经泄露，途中难免遭敌人伏击，部队的安全没有保障。这一方案我们准备了较长时间，有了渡口也有了渡船，正好可以声东击西，迷惑敌人……”

因此，“小分队”选择渡口撤消，船工解散，渡船退还，人员南渡归回军部。张云龙将军在《“千古奇冤”——回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文中回忆道：

1941年1月3日下午，我们在紧张地完成善后工作之后，离开了依依惜别的无为县当地群众，踏上南返的归途，当夜顺利地渡过了长江，一登岸即以急行军的速度匆匆赶路，终于在1月4日下午4时以前赶到了云岭。但此时军部已经转移，部队驻地空无一人。

在项英迟疑不定贻误战机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绝密手令，顾祝同所属第四十师、五十二师、六十二师、七十九师、一○八师、一四四师及新七师等共7个整师8万余人，在皖南布下了重重包围圈。冷欣所属第二游击区顽军，也完成了截断苏南、皖南新四军部队联系的部署，李品仙部第一七六师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新四军皖南部队近万人，行动前作了战斗编组，分三个行军纵队，兵分三路，向茂林、章村地区开进。

1月7日拂晓，新四军皖南部队通过各岭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前哨部队的拦击，皖南事变自此爆发。新四军各部奋起还击，激战至上午10时，已打通丕岭，进至岭下百户坑。此地国民党军四十师两个营扼守隘口，与新四军形成对峙局面。

是进是退?项英召开了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直至主战派叶挺拂袖而去。项英决定：部队原路返回丕岭以西。

其时风雨交加，新四军饥疲之师于次日凌晨退回丕岭，重返里潭仓。国民党军紧缩包围圈，即将发起总攻。新四军遂迅速向茂林方向突围，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苦战出口要地高坦，激战竟日，打退了敌军成连、成营的轮番进攻，迫使敌一四四师龟缩茂林。

鉴于敌我态势，叶挺军长决定：弃茂林之敌而不顾向北突围，计划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等地，从泾县与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山区，仍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部队连夜撤离高坦，10日拂晓进至石井坑，又再度陷入敌军重围。

此时，张云龙临危受命，指挥特务团坚守长龙山三天三夜，有力地保证了石井坑新四军的东南侧翼安全。张云龙将军在《皖南突围记》和《“千古奇冤”——回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回忆录中，对此战有翔实的记载：

1月10日，蒋介石驱使包围了皖南我军的国民党一线部队第四十、五十二、七十九、一○八、一四四等5个师，全面紧缩包围圈，向我作试探性进攻，被我击退。这一天的中午时分，周子昆参谋长把我叫到他的住处（在石井坑和东流山之间的小村子里，也是军指挥所所在地），当面向我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我尽快赶到长龙山，去接替军部特务团的指挥。他告诉我：特务团奉命于1月9日夜从石井坑方向突围，有两个营没有突出去，现在坚守在长龙山一线阻击敌人。他严肃地向我强调：“记住，没有命令不准撤退!”

我受命后，当即带了几个有战斗经验的侦察员，迎着敌人的炮火，穿过硝烟，爬上了长龙山特务团阵地。这里距军指挥所不远，只有约5华里的样子，但是地势险要，山高坡陡，草木丛生，有较大面积的森林覆盖。我迅即查看了阵地，感到地形很好，除了敌人的炮弹以外，别的武器对这里威胁不大。在这里负责指挥的二营教导员告诉我：10日黎明开始，敌人大小规模的进攻已经记不清的多少次了。由于敌人炮火很凶，每每倾泻而来，使我伤亡较大。为减少伤亡以利于坚守阵地阻击敌人，我要他们不妨尽量分散开来，以战斗小组为单位。敌人打炮我们就隐蔽起来，步兵来了我们就以攻为守出击一下。总之，不要死死的停在一个固定的方位上，以尽量减少敌人火力对我的威胁。

下午3时许，敌人再次发起进攻，照例是密集的炮弹呼啸而来，响成一片，掩护着灰蒙蒙一大片敌人正从山下向山上隐蔽运动，看样子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同时，我阵地左翼山梁上也发现了敌人步兵，显然是企图绕到我背后，以实施其对我长龙山阵地的“腹背夹攻”。我同二营教导员商量后分工，他带一部分人去对付绕道山梁而来之敌，我负责对付正面之敌。我把部队带到山腰林中隐蔽起来，又派出几个战斗小组分散吸引敌人。“啪!啪!”几声枪响，我们的战斗小组开始牵牛鼻子了。果然敌人上了钩，一拥而上向“目标”爬去，以为我们的阵地在山顶上，却没想到山腰树林里正埋伏着我们的部队，手榴弹已经揭开了盖，枪口已经瞄准……

直等到来犯之敌的眉毛胡子清晰可见，我才下令“打！”数十枚手榴弹同时扔进了敌群之中。在爆炸声中，敌人逃的逃，伤的伤，亡的亡。紧接着我们的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丢下了几十具尸体，败下山去了。不长的时间，左翼山梁地响起了我军手榴弹的轰鸣声，二营教导员派人来报告：企图绕道山梁迂回攻我之敌也被打退了。

我上长龙山的第一天，破了敌人的夹攻；第二天又破了敌人的火攻。

1月11日，突见山下浓烟四起，不大的工夫就成了一片火海。原来凶狠毒辣的敌人想用火攻征服我们。皖南山区，冬季干枯的野草和低矮灌木一人来高，极容易燃烧也极容易蔓延，敌人满以为他们这一手会置我军于绝境，却不懂得“哀兵必胜”之道。山下，熊熊燃烧的大火，使我突然想起了闽西家乡防止山火的有效办法，忙通知各连立即组织部队把阵地前的茅草拔掉，并从山上点火，使其往下烧。恰好风向山下吹，火借风威，风助火势，敌人对我们的火攻没有得逞，反而遭到了我们的火攻。

11日和12日我军击溃了敌人发动的两次总攻，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战至13日下午，国民党军凭借其兵力和火力的绝对优势，向新四军发动了第三次全面总攻击。新四军弹尽粮绝，寡不敌众，经浴血苦战，东流山阵地、长龙山阵地相继被国民党军突破，几经争夺，未能收复，混战中，各部联络中断。